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。關于中國對印刷術的貢獻，近年來頗有一些爭議，這主要是因為三方面的誤解：一是在“印刷”的定義上有不清晰之處；二是對韓國出土的一些古代印刷品認知有誤；三是過于輕視雕版印刷，把印刷術的內涵縮小為活字印刷。本文將從歷史的角度梳理印刷術，逐一澄清這些誤區。

什么樣的技術才能叫印刷術

印刷術，這個詞只從字面上看，意思是有些模糊不清的。五六千年前的蘇美爾人，用滾筒式印章在尚未烘干的泥板上滾出印記，叫不叫印刷？印度人用泥制佛像蘸墨水捺印在絹紙上，叫不叫印刷？有觀點認為印刷術源于蘇美爾人、印度人，就是認為這些都算印刷。

那么，如果以同樣的標準考察，中國秦代的印章、封泥算不算印刷？七八千年前，中國的原始人用陶拍在陶器上拍出花紋，算不算印刷？如果這些也算印刷，那中國豈不是在八千年前就發明了印刷術？

所以，我們還是必須給印刷術一個精準的定義，那就是利用事先準備好的印版（無論是雕版還是活字版），批量復制書籍的技術。如果從這個角度看，印刷術確實是中國發明的。

印刷術的發明，有兩個前提：一是一系列技術的疊加，為印刷術準備了條件；二是中國社會對印刷術有需求，人們有意去發明這樣的技術。

在印刷術誕生之前，一方面中國有文字、有紙張、有墨水，這是印刷術必需的材料，印度就是因為長期沒有廉價紙張，捺印技術僅在貴重的絹紙上使用，無法普及和升華；另一方面中國有印章技術、拓印技術、印花技術，這些是印刷術在技術上的先導。

印章是從歐洲到東亞廣泛存在的，可以在其他介質上重復印制文字，最早的印章是兩河流域的滾筒式印章，應該是印章的起源，但這并不是多么復雜的技術，傳入各地后都被內化到各文明之中了。

印花技術是用各種雕刻花紋的木板，在紡織物上印出花紋的技術，出現于4000年前的印度。在秦漢時代，印花技術已經傳入中國，馬王堆漢墓就有印花紗出土，到印刷術出現前夕，也已經內化進華夏文明之中。

拓印技術則是中國獨有的技術，也是印刷術最主要的靈感來源。東漢后期，漢靈帝令大書法家蔡邕書寫儒家七部經書，刻為石碑，立于太學，作為標準文本，供人校正自己手上的經籍，史稱《熹平石經》。人們用紙張快速復制石碑文字，拓印技術因而出現，直到隋朝，秘府中仍有《熹平石經》拓本。

至于社會需求，主要是兩晉以來，佛教盛行，隋唐社會需要大量的佛經和佛像，人們手抄佛經寫本效率太低，手繪的佛像效率更低，需要有一種快速復制佛經、佛像的辦法。此外，社會對于指導農時的年歷、為考科舉練字用的字帖，需求量也很大，但年歷的抄寫工程量較大、字帖必須出自書法名家之手，一般人抄寫起不到指導效果，所以也急需大量復制的技術。

技術差不多累積到位了，社會又有需求，雕版印刷就應運而生了。

雕版印刷是中國印刷術的主流

雕版印刷的核心內涵，來自中國特有的石碑拓印技術。從技術上來說，雕版印刷的手法跟拓印極為相似，只是過程完全反過來；從思路上來說，雕版印刷不過是把石碑碑文縮小到書本大小，像石碑拓印一樣進行批量復制。所以，雕版印刷即便受到了捺印等外來技術的影響，但本質上還是中國社會自然生發出來的中國技術。

目前發現的最早的印刷品，據榮寶齋專家馮鵬生考證，是《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》，該印刷品上半部分是南無最勝佛與兩名侍從，下半部分是一欄文字，印制于隋煬帝大業三年（公元608年）。

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唐初的捺印千佛像也很有名，但這些佛像是用泥制佛像蘸墨一個個捺印上去的，不是雕版印刷，這種捺印方式與雕版印刷內涵截然不同，不是中國印刷術的主流。

現存最早的印本書，則有新疆吐魯番發現的《妙法蓮華經》，和韓國慶州發現的《無垢敬光大陀羅尼經》兩種，里面都使用了武則天發明的新字，這些字在武則天退位后就被廢除，所以可以判定這二者都是印刷于武周時期。韓國有人因此主張是韓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，但當時朝鮮半島的新羅政權并不在武周統治下，《陀羅尼經》中卻使用了武周文字，當是在中土印刷，由遣唐僧人帶回新羅的。

現存最早的有明確日期、有扉頁畫、體現印刷技術走向完善的印刷品，則是斯坦因從敦煌盜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（公元868年）《金剛波若波羅密經》，現存大英博物館。

綜合以上文物來看，印刷術是中國的發明，沒有疑義，明人胡應麟對雕版印刷“肇自隋時，行于唐世，擴于五代，精于宋人”的總結，也與此若合符節。

唐代的雕版印刷，主要是為了滿足人們的宗教需求，佛教顯宗的論著、密宗的咒語、用來崇拜的佛像，是主要的印刷品類。到了唐末五代，經過唐武宗會昌滅佛，佛教注重經典研究的各宗派陷入衰落，儒學復興，且五代十國軍爭之世需要軍政學問，所以五代的雕版印刷以儒學和實學書籍為主，這也是“唐宋變革”的一個重要表現。

宋代重視文教，社會文化水平大增，雕版印刷蓬勃發展，官方刻印、書坊刻印和私家刻印都十分繁榮，且遍及全國各地，紙張、墨水、刻印技術也有很大改善，且遼、金、夏等少民政權的印刷業也有所發展，宋、遼、金、夏、回鶻的活字印刷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。元代的雕版印刷在宋代的基礎上依然繁榮，發明了朱、墨兩色套印技術，且借助各汗國共主的身份，把雕版印刷向更遠方的世界推廣。

唐宋元，基本上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頂峰，與秦漢、明清相比，國家對社會管控較輕，社會擁有較強的活力，一些長期積累的軟傳統對權力有較大制約，社會獲得較大發展，氛圍也相對自由，這與印刷術的大發展是同步的，中國其他科技、文化領域的開創性成果，也多數集中在這段時間內。

唐宋時代，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已經傳到朝鮮、日本，且也傳入了伊斯蘭世界。蒙古人統治波斯的伊爾汗國時代，首都大不里士曾經印制中式紙幣，想要發行紙幣來掠奪民財，但伊斯蘭世界的平民，面對超發紙幣帶來的通貨膨脹，他們群起反抗，迫使汗國終止了印刷的嘗試。此后直到18世紀，伊斯蘭世界才重新開辦印刷廠。

不過，大不里士印制的紙幣流入歐洲，與馬可?波羅等商人帶回來的紙牌一起，推動了歐洲采用雕版印刷。15世紀，歐洲的雕版印刷已經從德國南部和威尼斯普及到中歐大部分地區，威尼斯也成為歐洲印刷業的中心。

當時，歐洲人用雕版印刷紙幣、紙牌、宗教畫像和書籍，歐洲早期印刷的書籍全用中國技術，與元代線裝書非常相似，而雕版印刷的流行，最終也促使德國人谷登堡（又譯古騰堡）發明了近代活字印刷機——他年輕時從事過雕版印刷工作。

活字印刷為何在中國從未流行

關于中國與印刷術的爭議，主要集中在活字印刷方面。

大眾印象中，活字印刷是北宋匠人畢升在11世紀發明的，但畢升此人只有《夢溪筆談》的孤證，而且沒有泥活字實物和印刷品佐證，學界關于畢升的生平、泥活字的推廣程度和印刷效果，都有一些爭議。

韓國據此宣稱，王氏高麗時代的文獻《新印詳定禮文》題跋中提到，武人政權的首領崔怡在蒙古入侵、高麗朝廷退往江華島時（公元1234年），“遂用鑄字印成二十八本，分附諸司藏之”，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的記載，又宣稱1377年用金屬活字刊印的《佛祖直指心體要節》是“世界上最早的金屬活字本”，并得到聯合國承認。更有聲音宣稱畢升的記載不可信，不但金屬活字，連活字印刷術都是韓國發明的。

其實，即使擱置泥活字不談，中國也是率先使用金屬活字的國家。宋朝印刷交鈔時，為了防偽和管理，每張票面上有用千字文編的編號和發行機構官員的花押，這部分內容每張交鈔上都不同，是在鈔版上事先留出空缺，放入銅活字印刷的。此外，宋末元初的王禎在《農書》中介紹了南宋的錫活字，只是說印刷效果不甚理想。可以說韓國對金屬活字的發展和改善或有貢獻，但活字印刷以及金屬活字的發明權仍應歸屬中國無疑。

而且，不能僅把中國等同于宋朝，宋朝周邊的遼、西夏、回鶻也都是中國的一分子，也都對活字印刷術有自身的貢獻。近年有收藏家宣稱發現了比畢升的泥活字還要早100多年的契丹石活字，若是屬實，則宋、夏、高麗的活字都是傳承的契丹活字技術；西夏有泥活字印刷的西夏文佛經《維摩詰所說經》傳世；西州回鶻則改進了木活字，而且，由于回鶻文是表音的字母文字而非表意文字，其活字印刷對包括歐洲在內的表音文字世界更具啟發意義。

不過，活字印刷雖然最早出現在中國，但從未成為中國印刷的主流，由于漢語是表意文字，使用活字印刷遠不如雕版印刷方便。

首先，漢字光常用字就有兩三千個，不像字母文字一般只有幾十個字母，這就需要準備巨大的字庫，排字時找字很慢，效率很低；

其次，活字印刷需要工人識字才能找字排版，而雕版印刷的工人只需要對著寫好的文字刻版即可，并不需要認識這些文字，所以活字印刷工的成本太高，令活字印刷難以盈利；

此外，活字印刷在排版的整齊度、刻字的一致度、油墨的適應度上都存在問題，這些問題不是無法改善，但在已經十分完善的雕版印刷面前，國人沒有動力去改善。

基于以上原因，即便活字印刷此后有所改進，比如元代的王禎發明了轉輪排字盤和更好用的木活字，但直到清朝，雕版印刷仍然是中國印刷的絕對主流。因為活字印刷在中國都沒有流行起來，外傳的力度自然也遠不及雕版印刷。